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步天隨遺韻,賦杞菊新聲
——蘇軾《後杞菊賦》鈔記
蘇軾於北宋熙寧七年(1074年)冬十一月至密州(山東省諸城),因災情嚴重,生活困苦,採杞菊以食。但他心胸豁達,超然物外,以灑脫的態度對待困難,表現了不羈心於外物,不戚戚於貧困的博大胸懷和高深修養。因唐代詩人陸龜蒙,曾植杞菊以食,而作《杞菊賦》,本文法陸龜蒙遺韻,故名之爲《後杞菊賦》。
蘇軾由杭州移守膠西,當時的密州正遭嚴重災難,生活非常艱苦。這在蘇軾的《超然臺記》中已有記載:“余自錢塘移守膠西……始至之日,歲比不登,盜賊滿野,獄訟充斥;而齋廚索然,日食杞菊。人固疑余之不樂也。處之期年,而貌加豐,髮之白者,日以反黑。予既樂其風俗之淳,而其吏民亦安予之拙也。”透過本賦亦可見出蘇軾有關人生貧富與生死的關系的看法,他認為“人生一世,如屈伸肘”,“或糠核而瓠肥,或梁肉而墨瘦”。至於貧富與美醜等觀念之生成,全在乎當事者的不同視角,最終“較豐約於夢寐,卒同歸於一朽”。作為堂堂太守,蘇軾出守密州竟落得三餐不繼,每天到荒郊野地採杞菊以果腹,這在常人眼裏很是不堪,然東坡胸襟曠達,他竟能“捫腹而笑”,因生自足自樂之心。令人遺憾的是蘇軾的這篇作品敘事真切,議論風生,饒有諧趣之韻。然此文以後卻被誣為譏諷朝廷減削公使錢太甚,成為“烏臺詩案”罪證之一,致使蘇軾遭受牢獄之災,誠千古奇冤矣!
《後杞菊賦》作為蘇軾出任密州太守時的經典之作,既是對唐代陸龜蒙《杞菊賦》的首肯與呼應,更凝結著他在困頓歲月裏對生活本質、貧富定義與生死意義的獨到洞察,堪稱其“一蓑煙雨任平生”人生態度的鮮活註腳。北宋熙寧七年(1074年)寒冬,蘇軾自繁華杭州調任密州(今山東諸城),未曾想,等待他的不是治下安寧,而是一場肆虐的災荒。身為一方父母官,蘇軾竟落到三餐無著的境地,每日需與通守劉廷式“循古城廢圃”,在荒草叢中采摘杞菊果腹,其生活困頓之狀,躍然紙上。這份窘迫,與蘇軾十九年的仕宦生涯形成強烈反差。他曾坦言:“余仕宦十有九年,家日益貧,衣食之奉,殆不如昔者”,本以為調任膠西(密州古稱)能“意且一飽”,稍稍改善生活,現實卻給了他沉重一擊。可恰恰是這樣的絕境,成爲了其《後杞菊賦》的創作源泉。起初,蘇軾對陸龜蒙“饑餓嚼齧草木”的舉動滿心疑慮,認為“士不遇,窮約可也,至於饑餓嚼齧草木,則過矣”;直到他親身體驗採摘杞菊充饑的日子,因某日的“捫腹而笑”之瞬間,他才真正明白了陸龜蒙的心境,於是揮筆寫下這篇《後杞菊賦》,“以自嘲,且解之”,將生活的苦澀悄然化為文字裏的溫暖力量。
《後杞菊賦》最打動人的,從不是對貧困生活的直白描摹,而是蘇軾面對絕境時那份通透豁達。其核心,正是對“貧富”“美醜”“生死”的顛覆性思考,打破了世俗固有的認知枷鎖。在賦文中,蘇軾以自問自答的方式剖開人生本質:“人生一世,如屈伸肘。何者為貧?何者為富?何者為美?何者為陋?” 他用兩組鮮明對比戳破世俗虛妄:“或糠核而瓠肥,或梁肉而墨瘦”,直白地指出物質豐瘠與生命狀態並無必然聯係。哪怕是“何侯方丈”(漢代何武飲食奢華)般的富貴,或是“庾郎三九”(南朝庾杲之每日食三升米、九道菜的清貧)般的儉樸,最終都逃不過“同歸於一朽”的結局。在生死這一終極命題面前,所有外在的貧富差異,都顯得如此渺小。
蘇軾的這種思考絕非消極的自我安慰,而是積極的生命覺醒。他選擇以杞菊為日常食糧,“春食苗,夏食葉,秋食花實而冬食根”,這不僅是對現實困境的坦然接納,更是對簡單生活的主動擁抱。他從這尋常草木中汲取的,不衹是果腹的養分,更是“庶幾乎西河、南陽之壽”(西河孔子弟子子夏、南陽隱士龐德公,皆以長壽聞名)的生命智慧:唯有不被外物羈絆,才能收穫精神世界的長久丰姿。也正因這份“不戚戚於貧賤”的胸襟,即便身處“齋廚索然”的困境,蘇軾依然能“貌加豐,發之白者,日以反黑”,活成了逆境中最挺拔的模樣。
從藝術角度看,《後杞菊賦》兼具敘事的真切、議論的生動與諧趣的韻味,堪稱文賦中的佳作。賦文開篇以陸龜蒙的故事為引子,然後銜接自身經歷,在層層遞進間,讓哲思順勢生發,毫無生硬之感。中間模擬他人詰問的段落:“吁嗟先生,誰使汝坐堂上稱太守?前賓客之造請,後掾屬之趨走。朝衙達午,夕坐過酉。曾杯酒之不設,攬草木以誑口。”這是以幽默筆觸自嘲處境:一邊是太守的身份體面,一邊是“攬草木誑口”的窘迫。反差之間,既顯生活的無奈,又藏豁達的氣度。結尾的自我解答則言辭懇切、擲地有聲,將個人情感與人生哲理完美融合,讀來令人動容。
然而,這篇滿含真誠與智慧的作品,卻在後來的“烏臺詩案”中淪為別有用心者構陷的罪證。有人曲解文意,誣陷蘇軾借賦文“譏刺朝廷減削公使錢太甚”,將文人的自我調侃扭曲為對時政的不滿,最終導致蘇軾身陷囹圄。這樁千古奇冤,不僅是蘇軾個人命運的重大轉捩,更折射出北宋後期文人艱難的生存處境。但即便如此,《後杞菊賦》中傳遞的豁達精神,並未被歷史塵埃掩埋,反而在歲月沉淀中愈發閃耀。它讓我們看清:真正的文人風骨,從不在順境中高唱贊歌,而在逆境裏依然能守住內心的澄澈與堅定。
如今再讀《後杞菊賦》,我們看到的不衹是一位太守的清貧生活,更是一位智者在困境中對生命價值的深刻叩問。蘇軾以杞菊為筆,以豁達為墨,在北宋文學的長卷上寫下不朽篇章。這份穿越千年的精神力量,也為後世每一個身處逆境的人,點亮了一盞穿越黑暗的明燈。
附原文《後杞菊賦(並序)》
天隨生自言常食杞菊,及夏五月,枝葉老硬,氣味苦澀,猶食不已,因作賦以自廣。始余嘗疑之,以爲士不遇,窮約可也,至於饑餓嚼齧草木,則過矣。而余仕宦十有九年,家日益貧,衣食之奉,殆不如昔者。及移守膠西,意且一飽,而齋廚索然,不堪其憂。日與通守劉君廷式,循古城廢圃,求杞菊食之,捫腹而笑,然後知天隨生之言可信不繆。作《後杞菊賦》以自嘲,且解之云:
“吁嗟先生,誰使汝坐堂上稱太守?前賓客之造請,後掾(一作祿)屬之趨走。朝衙達午,夕坐過酉。曾杯酒之不設,攬草木以誑口。對案顰蹙,舉箸噎嘔。昔陰將軍設麥飯與蔥葉,井丹推去而不齅。怪先生之眷眷,豈故山之無有?”
先生听然而笑曰:“人生一世,如屈伸肘。何者爲貧?何者爲富?何者爲美?何者爲陋?或糠核而瓠肥,或梁肉而墨瘦。何侯方丈,庾郎三九。較豐約於夢寐,卒同歸於一朽。吾方以杞爲糧,以菊爲糗。春食苗,夏食葉,秋食花實而冬食根,庶幾乎西河、南陽之壽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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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1)天隨生:唐陸龜蒙(?~881)字魯望。姑蘇(今蘇州)人。自號天隨子。
(2)自廣:自寬。
(3)膠西:即密州,治所在今山東省諸城。
(4)劉廷式:通守,即通判。劉廷式,齊州人。未及第時,議娶其鄉農家女。廷式及第,而其女以疾兩目皆盲。女家不敢復言,或勸納其幼女。廷式笑卻之,竟娶盲女。東坡有《書劉廷式事》。
(5)酉:十二時辰之一。酉時相當於現代的17點至19點。這裏是說,下午很晚才散衙。
(6)噎嘔:喉塞作嘔。
(7)陰將軍設麥飯,井丹推去不嗅:陰將軍:陰就。《後漢書·列傳七十三》:“井丹字大春,扶風郿人也。建武(東漢光武年號)末,沛主(劉)輔等五王居北宮,皆好賓客,更遣請丹,不能致。信陽侯陰就,光烈皇歷弟也,以外戚貴盛,乃詭說五王,求錢千萬,約能致丹。而別使人要(邀)劫之。丹不得已,既至,就故為設麥飯蔥葉之食。丹推去之。曰:『以君侯能供甘旨,故來相過,何其薄乎?』更置盛饌,乃食。”
(8)听然:听(yin),張口笑也。
(9)糠覈而瓠(hù)肥:《史記·陳丞相(平)世家》:“平為人長(大)美色。人或謂平曰:'貧何食而肥若是?’其嫂嫉平之不視家生產,曰:'亦食糠覈(音核,粗屑也)耳’。”瓠肥:喻胖而壯。《史記·張丞相列傳》:“及沛公略地過陽武,蒼以客從攻南陽。蒼坐法當斬,解衣伏質,身長大,肥白如瓠,時王陵見而怪其美士,乃言沛公,赦勿斬。”
(10)粱肉而墨瘦:粱肉,指精美的餐食。墨瘦:魏明帝手詔與陳思王曹植曰:“王顏色瘦弱,何意耶?……今者食幾許米?又啖肉多少?見王瘦,吾甚驚。宜當節水加餐。”(《太平御覽》卷三七八)
(11)何侯方丈:《晉書·何曾傳》:“[晉]陳國陽夏人。晉武帝踐祚,進爵為郎陵公,性奢豪。務在華侈。食日萬錢,猶目無下箸處。”方丈,一丈見方。“食前方丈”,是說餚饌布满面前,豐盛已極。語見《墨子》、《孟子》。這裏省去“食前”二字,以對下句“三九”。
(12)庾郎三九:《南史·庾杲之傳》:“杲之字景行,新野人也。解褐奉朝請,稍遷尚書駕部郎。清貧自業。食唯有韭薤、瀹韭、生韭雜菜。任防嘗戲之曰:“誰謂庚郎貧?食鮭(xie鞋·吳人謂魚菜總稱,見《集韻》)嘗有二十七種。”蓋戲諧韭為九。三韭(九)為二十七種也。
(13)豐約:豐,富。約,貧。
(14)糗(qiu):炒熟的米·麥。這裏代指糧食。
(15)西河、南陽之壽:西河,指卜商(字子夏)。孔子弟子,衛人。晚居西河,魏文侯師之,蓋年百歲。見(清)梁玉繩《漢書·人壽考》卷三。南陽之壽:《風俗通》曰:南陽酈縣有甘谷,谷王甘美。云其山上大有菊。水從山上流下,得其滋液。谷中有三十餘家,不復穿井,悉飲此水。上壽百二三十;中百餘,下七八十者,名之大天。又盛弘之《荊州記》亦曰;酈縣菊水。太尉胡廣,久患風贏,恒汲引此水,後疾遂廖,年近百歲(並見《藝文類聚》卷八十一)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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